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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7 11:02 来源:网络整理 

    120多年来,胶片作为记录人类活动及其生存环境的重要载体,见证了电影的发展史。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8毫米、16毫米,到标准的35毫米乃至超宽的70毫米,人们透过一本本转动中的胶片,追寻着前人走过的踪迹,回眸着风云变幻的世界。

  然而,2016年10月,随着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建成的专业化电影胶片洗印基地——上海电影技术厂宣告最后一条商业化胶片生产线关闭,胶片电影终于无奈地走入历史,成为了古董与文物。

  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目前能够完好留存下来的1949年以前的有关中国题材的电影胶片数量并不多,尤其是由个人或小型且存续短暂之机构拍摄的独特而稀有的电影胶片更是凤毛麟角。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由中国机构或个人拍摄的各类影片以及由外国机构或个人拍摄的中国题材影片,大约有2/3已经遗失。往往仅在文献或目录上存有记载,却从未见到实物影片面世。

  随着近年来收藏热的兴起,收藏渠道的拓展和拍卖平台的出现,一些罕见的早期电影片浮出。如何及时获得那些珍稀影像的信息和线索,通过有偿采集,继而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并加以整理、修复、研发与推广运用,已经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电影资料馆、影像档案机构和地方史志部门的历史使命。换句通俗的话说,老电影胶片,是一个新兴的、有需求、有市场的收藏品种。

  三大途径搜寻老电影拷贝

  笔者多年来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显示,随着大文化产业的兴起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优质的视频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历史影像显得更为稀缺,无论是国资机构,还是私人藏家,对于老旧电影胶片的兴趣、收藏、运用与研究已经全面铺开,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有别于老照片的影像收藏和投资新热点。

  目前搜寻老电影拷贝,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电影史上已经遗失的老电影胶片之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海外渠道、民间收藏品市场和拍卖会。

  由于众多的历史缘故,中国人早期拍摄的艺术电影或外国人拍摄的中国新闻记录电影,在国内大多已经失传,甚至连零星拷贝或残片都不曾留存。相反,在国外的电影、档案、图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私人藏家,却完好地保留着一部分这类影片的母版或拷贝。

  欣喜的是,由于国家或地方资金的投入,国内相关机构的努力,陆续有佚失在海外的早期中国电影资源的回归。譬如,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挪威国家图书馆找到了1927年中国电影《盘丝洞》的拷贝;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采集人员在俄罗斯的电影档案机构发现了含有1922年中共领导人的电影胶片;英国王子威廉访华期间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份保存在英国国家机构的1901年《上海南京路》的电影拷贝复制品;上海电影博物馆从法国巴黎中国电影资料中心找到了1947年拍摄于上海的电影《假凤虚凰》的拷贝;重庆市政府在美国私人藏家那里找到了拍摄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纪录电影《苦干》……这些影像资源的回归,在相当程度上为梳理和改写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史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实物佐证。

  相对于遗留在海外的中国早期电影胶片,国内民间也是一个庞大的尚未好好挖掘的资源库。2012年是中华书局100周年诞辰。巧合的是,上海音像资料馆的研究人员在文物商人的家里发现并成功采集到一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的原始电影胶片,其主要内容包括1930年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携家人和书局同仁考察日本的出版业、印刷业和教育事业之全过程,1932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现场,以及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早期风貌,而影片的拍摄者居然是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辞海》主编舒新城。此后几年,上海音像资料馆又先后从民间渠道发现并成功采集到一批珍贵的电影母版或拷贝,诸如:1934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西北陕甘宁青四省区;抗战前的上海市民生活(静安寺庙会、法租界街景、闵行度假花园与游艇俱乐部等);广州当地士绅创办的著名慈善机构——广州城西方便医院(迄今为止第一次发现用一整本胶片拍摄的一家医院);1920年代的西伯利亚的土著生活(一部堪称民族人类学早期样本的纪录影片)……

  当然,民间藏家保存最多的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电影和电影纪录片拷贝。近年来,笔者在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四川等地走访中已发现存有大量拷贝的私人电影收藏家,少则上千本,多则上万本。这些藏家,有的已经建立起了民间电影博物馆,虽然各家规模不一,保存拷贝的硬件环境差别也很大,但足以证明民间的需求和存量也是非常可观的。